南水北调10年造价翻番 由1240亿涨到2082亿
南水北调工程
5月中旬，北方的麦子还在扬花、灌浆，江汉平原已经迎来收获的季节，汉江两岸的麦子相继收割、晾晒。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，也即将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：今年9月汛期过后，作为“南水北调”中线水源地，丹江口水库的一库清水将穿过河南、河北，直达京津。
“现在水位是139米，到9月以后要到170米，把那边全淹了，达到那条白线。”导游指着丹江口大坝内一条模糊的白线，白线以下现在还是一片荒滩草地，水位上升后这块地方将被淹没。
历经12载，“南水北调”最为关键的中线工程终于通水在望—虽然这比原计划要足足晚了六年，而围绕着这一“世纪工程”的一系列相关问题：方案选择、决策博弈、工程造价等相关内幕渐渐清晰;而诸如水价制定等新的问题，也渐次展开。
1. 北京应急水源地“应急”6年
“在北京发展农业还有必要吗?它占北京市经济总量不到1%，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总用水量的1/3。”
自从今年2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加速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意见之后，舆论的聚光灯齐聚于此。然而，在媒体和市场热衷于炒作保定、石家庄、张家口等地谁有可能成为政治副中心的同时，甚少有人关注该地区一体化面临的致命短板—缺水。
但这个缺水严重的地区，却是除了长三角、珠三角之外的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。其中，河北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，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，更为特殊的北京，是首都，政治、文化中心，这些赋予了京津冀不一样的光环。
“京津冀地区本来并不缺水。”中科院院士、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刘昌明告诉记者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北京大学以西的西苑有很多喷泉，能看到成片的稻田。
但随着这几十年工业与人口的聚集，这一地区开始变得缺水。“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在全国最低，大概不到300升，北京天津就更少，人均水资源也就是100升左右。”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贾绍凤表示，京津冀地区河道里基本上没水，地下水也基本采空，“有河皆干，有水皆污”。
为解决水问题，北京从刚开始的单库供水，发展成为官厅、密云两大水库联调，都无法解决水危机;天津也上马“引滦入津”工程，解决用水之急;农业大省河北情况也不乐观，号称“华北之肾”的白洋淀屡次干淀，由于地下水超采严重，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区。
近年来，为了保证首都供水安全，河北的王快、岗南等四大水库联合调水，至今已向北京调水15亿方左右。而在北京城内，几个应急水源地本应在2008年关闭，但一直运转至今，地下水严重超采，在顺义等地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漏斗区。
“你就眼看着北方地区这样一年一年的熬，我们绝对就是熬。”谈起这些年北京水资源问题，北京市水务局原副总工程师朱晨东对记者说，本来2008年“南水北调”中线应该通水，可是晚了6年，这就意味着应急水源地也多运转了6年—北京把什么招数都用了，从河北调水，河北也缺水，只好牺牲河北来保北京。
“现在即使地下三十米深都挖不出水，北京的水资源已经不可持续了。”刘昌明说。
据朱晨东介绍，北京近年来的用水总量一直在35亿方左右，农业用水占12亿方左右，工业用水量从6亿方左右已经下降到5亿方，服务业用水量增长到10亿方，居民生活用水占七八亿方，环境用水约占3亿方，其中还有一部分再生水补充到环境用水中去。
当然，北京一些水务专家也在呼吁挤掉农业用水。“在北京发展农业还有必要吗?它占北京市经济总量不到1%，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总用水量的1/3。”许新宜认为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北京还有一定节水潜力。
但这涉及到北京市所有农业人口的城镇化问题，解决首都几百万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，事关重大。
而随着新一轮城镇化推进，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势必会继续增加。尤其是北京，规划的人口“红线”屡次被突破。
“现在北京市已经两千多万人了，以后还要发展多少人不知道。”水利部水文司原副司长、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原局长、北师大水科院院长许新宜对记者表示，“现在北京市2000多万人，如果达到2500万人，会怎么办，到3500万人了，又该怎么办?”
“以前做过一个风险分析，北京最大的风险是水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介绍。
显然，这样的后果没人承担得起。
在穷尽所有手段利用本地水资源外，利用外源性水源—调水或者海水淡化，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。
2. 反对者令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暂停
提起钱正英，北京市水务界人士不无抱怨，而对于国务院“南水北调”办和水利部没有魄力、争取不到国家投资，更有怨言。
“南方水多，北方水少，如有可能，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。”1952年10月，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的这句话，被认为是“南水北调”最初的由来。
1959年，中科院、水电部确定“南水北调”指导方针;1970年代末后，“南水北调”逐步被写入各种政府文件和规划之中，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单位，2002年末，“南水北调”中线工程正式开工。
历经半个世纪，“南水北调”终于从设想变为现实。不过，它面临的争议与反对却从未停止。尤为引人瞩目的是，在这个工程的反对者中，与其有直接联系的内部人士，影响尤甚。
“这个事情我不愿多说，从一开始我就反对。”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钱易，虽然是“南水北调”专家委员会成员，却仍然不赞成这项调水工程。
而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、“南水北调”专家委员会主任潘家铮，则是更强有力的反对者。
钱正英在离任水利部部长后，对“南水北调”工程态度急转，于2006年联合“南水北调”专家委员会主任潘家铮等人上书国务院，建议暂缓“南水北调”西线工程。后来中央决定，等“南水北调”中线工程试运行后，观察一段时间效果，再决定是否启动西线工程。
正因为这些反对声音，再加上国家投入资金少，预计2008年给北京通水的“南水北调”中线工程工期再三推后。不过，这些反对声音并未能阻止“南水北调”东、中线工程。
3. 替代方案：海水淡化、“引松入京”?
如果北京不是首都，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，就不会花费如此大的代价调水。
相对于“南水北调”，反对者先后提出的替代方案，有海水淡化和“引松入京”。
北京紧邻渤海，从背面的唐山曹妃甸，到天津，再到沧州黄骅，三地先后上马海水淡化项目，以瞄准北京市场。
“海水淡化是纯市场化的，计算的是全成本，而"南水北调"是战略性工程，计算的是部分成本。”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表示，如果按全成本算，“南水北调”的成本，至少跟现在的海水淡化成本相当。
不过，亦有专家表示，尽管海水淡化长远看有发展前景，但海水淡化出来的是纯净水，属于软水，缺乏人体需要的各种矿物质，不适宜长期饮用，种种原因使得这个手段并不能成为解决北京水问题的常规手段。
“引松入京”调水方案，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提出。这条设计输水距离900公里的调水工程，计划将松花江水从吉林九道沟水电站自流到白山水库，途经辽宁用暗渠输送到北京，每年可调水17亿方，而预算工程成本仅五六百亿元。
不过，对于早已开工的“南水北调”方案来说，这个方案虽然成本更低，而且比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分给北京的水量更多，但为时已晚。
有水利专家表示，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“南水北调”中线工程非上不可，这个调水工程背后承载了更多的意义。
北京利用其特殊地位从周边调水，也是河北专家一直诟病的问题。近几年，北京从河北四大水库累计调水15亿方，而河北同样缺水。
至于一些历史欠账问题，就更纠缠不清。密云以前属于河北，而北京把水源拿过来，移民则推给河北;河北以前的分水指标有9亿方都调给北京……如此等等，关于牺牲河北来保障首都的话题，河北人能列出一份长长的单子。
有专家透露，当年众多专家对“南水北调”的不同看法，一度影响到中央的决定，但最后还是拍板决定调水。原因就是北方缺水的不只是北京，还包括天津、河北，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，也受到水资源的严重制约。
“没有"南水北调"，谁也解决不了水的问题—一旦华北地区大旱，即使打井，也很难打出水来;有了这个就可以发展了。”许新宜认为，“南水北调”工程有政治和社会意义，现在"南水北调"就是给环渤海地区奠定一个发展的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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